刘若英初次执导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近日大火，上映仅两日票房便高达4亿。面对这样的高票房，舆论场中原本应该充满了有关影片质量、内容的意见交锋，以及“演而优则导”“唱而优则导”的种种分析。没想到，“影评”尚未热起来，“38万张退票事件”就先使得该片额外吸引了眼球，成为上榜新闻。

  虽然到目前为止，被怀疑各方——《后来》片方、猫眼、其它同期电影、淘票票——都信誓旦旦发声明“要求彻查”，一时还没办法判定造假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。但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“造假”，谁最有动机，谁最易获益，分析清楚，加上一定的证据，造假者早晚会浮出水面。令人玩味的是，一向具有“票房造假癖”的院线这次主动跳脚，控诉由于被大规模退票，场次锁定，无法取消，出现了形形的“幽灵场”（包括白天场也有“幽灵”占据着虚假的位子），感觉自己被坑惨了。

  众所周知，原来影院最大的优势就是充足的现金流，但随着电子商务平台购票的广泛使用，这部分费用相当于过了“一手”才能回到影院手里，而回款时间的长短，往往不受影院控制。这其间将损失多少利息，影院心知肚明，但“网购电影票”已然成为绝对主流的购票方式，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，仿佛一夜之间成了“”。所以，如今发生的“《后来》退票事件”，看似新生事物，其实只是票房造假的转移方式而已。只要有空可钻，造假者无孔不入。

  对中国电影来说，票房造假已然不新鲜。前有《阿童木》（2009）虚报票房引广电总局介入调查，后有《叶问3》（2016）8000万假票房轰动纪录，要是以“涉假票房比例”来衡量，目前《后来的我们》预售期涉假票房仅是其1/6，颇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架势。但这个“小巫”如果预示着某种危险的征兆和势头，就不能忽视。

  回顾院线控局的“偷票房”时代，以及制片、发行、院线勾结做局的“买票房”时代 ，我们显而易见，无论是种种手段拙劣的“偷票房”，还是诸如“幽灵场”之类的“买票房”，明眼人很容易洞穿其间的猫腻。但是，为什么这些技术上的含金量甚低的各类操作屡禁不止？说到底，还是票房至上的价值观起着主导作用。一部电影的好坏，在很多人的眼里，票房成了唯一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。利益相关者更是为这样的价值观推波助澜，有时甚至到了助纣为虐的地步。

  好电影是否一定有高票房？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。在中国观众和影评人的语境里，有时候它们是正相关（如艺术质量和口碑俱佳的国产片），有时候却是负相关（如一些口碑极差但票房飘高的烂片）。如果简单地将好电影与高票房划等号，就会很容易走向误区。个人偏好不同，不一定非去看所谓的“大片”，大片不一定是好片，这是成熟观众的看法。但是，反观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，不管是“美国大片”，还是“国产粉丝片”，只要有人哄抬票房，就会有观众跟进。当然，很多时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：当观众无另外的参考手段，唯有票房可资参照时，做到不被一片吹捧的“潮流”裹挟，并非易事。因此，一个避免票房至上的创作、观影的良好环境，就更显出重要性所在。

  对于票房造假，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和后续出台的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，都有相应的惩罚条款。比如，要求电影院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计算机售票系统，依法进行会计核算，如实统计出售的收益；未如实统计出售的收益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；情节很严重的，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。《电影产业促进法》第六十条规定，对于偷漏瞒报票房收入的行为，可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予以处罚。这些条款有利于所有同期上映电影的公平竞争，增加产业透明度，并通过真实票房数据给观众带来的观影参考，鼓励制作方加大成本投入，促进精品创作。但是，堵了这个漏洞，又出现新的漏洞。现在，众多事件中隐隐透露出的制片、发行、票务三位一体共同造假的趋势，或许有一天会变成“四位一体”——他们“摆平跳脚的院线”，让其成为利益链的一部分。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真固化成电影市场的明规则，那观众就更是只能在“人为刀俎”下，无奈地“我为鱼肉”，被假票房牵着鼻子走，观影环境也必将持续恶化。

  如何端正电影生产链上各方的价值观取向？如何杜绝票房至上的扭曲共识？还是一定要通过制度设计来防微杜渐、釜底抽薪。除了立法跟进，还要执法跟进，建立各种健康机制。比如，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止假票房系统；豆瓣等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客观的专业影评，使专业电影批评的价值权重得到提升；艺术电影有更多的放映机会……电影是大众日常娱乐、培养审美情趣的一个重要选择，亦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一环，多一些正当竞争，少一些恶意造假，才能使电影市场健康向上发展。38万张退票的真相很快就会揭开，但凝聚在事件背后的种种乱象，或许更值得各方反思。（刘巽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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